时间： 2017-07-06 浏览人数： 21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最近6年连续下降，从2010年的10.4%下降到2016年的6.7%。当然，这样连续几年下降的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从1993年到2000年，增长速度连续7年下降，从1993年的14.2%下降到2000年的7.6%，无论下降幅度还是持续时间，都比这一轮更甚。一个自然的问题是，这一轮下降是周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在我看来，有周期性的因素（2009年强刺激政策的结果），但主要是趋势性的。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释放了中国的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给企业家提供了巨大的套利空间，一旦有了一定程度的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企业家（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的套利活动就使得资源配置效率逐步提高，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后发优势的潜力正在耗尽，套利空间越来越小，仅靠套利活动驱动的配置效率的改进，已无法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未来的增长主要依靠企业家的创新。但创新比套利难得多，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看，创新驱动的年增长率能达到3%就非常了不起。创新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要求也更高。总体上讲，我们目前的体制虽然能刺激企业家套利，但严重不利于企业家创新。未来即使要维持4%—5%的增长，也需要我们在体制改革和政策方面有大的突破。如果私有产权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如果建设法治国家的愿景不能落到实处，企业家就不可能有足够大的动力从事创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就不可能成功。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我这里提出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市场经济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制度。在其他制度下，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出现增长，甚至比较高的增长，但不可能维持持续的增长。如果人类历史按250万年算的话，真正的经济增长只发生在过去250年，也就是说在万分之一的时间内，在19世纪之前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按人均收入算，全世界的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一代又一代，人类的生活水平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为什么这250年与之前不同？因为人类开始走向市场经济。
第二个命题是：企业家精神是市场有效、有序运行的核心驱动力。没有企业家，也就没有市场经济；任何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的制度和政策，都是对市场经济的背离。
上述两个命题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一部经济增长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企业家创业创新的故事，全世界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去描述企业家的创新和创业，就不可能描述出经济增长的真面目。我和盛斌1989年出版了一本书，《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讲的就是这一点。
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理解企业家精神，但非常遗憾，经济学的课堂、教科书里并不这么讲。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里，我们看不见企业家的踪迹。这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偏好、资源和技术都是给定的，每个人一样聪明且无所不知，在这样的假设下，企业家毫无用武之地。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但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与企业家的行为无关；它只关注资本量的多少，不关注谁在投资，似乎企业家投资和政府投资没有什么区别。在现在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里，政府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角，中央银行行长比企业家更重要。这些经济理论对增长的解释，远不如亚当·斯密和熊彼特给我们提供的理论有力。
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国民财富的增长主要来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每个人能生产越来越多的东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而分工的范围、深度依赖于市场和市场规模。这样，市场越发达、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越细，专业化程度就越高；更细的分工和更高程度的专业化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导致财富的增加；财富增加带来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分工进一步深化，技术进一步改进，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是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
但这个良性循环能够转动起来，最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呢？是企业家！这是熊彼特100多年前告诉我们的。该书德文版于1911年出版，英文版1934年出版。也参阅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二篇，商务印书馆，2009年。根据熊彼特的增长理论，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经济生活不过是一个静态的循环流转；正是企业家精神打破了这个循环流转，使得经济增长成为可能。不是客观上事先已经有了市场需求，企业家只是被动地满足它；相反，市场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分工是谁创造的？也是企业家。如果没有企业家，人类只能过自给自足的生活。比尔·盖茨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是创造了一个软件产业。技术进步更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技术人员的重要性，但创新和发明不一样，创新可能需要发明，但发明不等于创新，创新的核心是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商业化。技术进步了，人们的收入就提高了，但增加的收入如何变成新的市场呢？还是靠企业家！现在讲的所谓“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企业家没有创造出消费者喜欢的新产品，没有把增加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中国的企业家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在经济发展到现在水平的情况下，将人们不断增加的收入变成真正的市场。这靠传统的产业、传统的产品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能靠创新。
根据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表现，不是我们通常讲的人均gdp的增长，更不是原来存在的产品的消费量的增加，而是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市场的不断出现，分工链条的不断拉长和专业化的加深，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按照超市零售存货单位（skus）衡量，200年前人类使用的所有产品加起来不过10的2—3次方，今天是10的8—10次方，我们没法想象它有多大，这些不断涌现的新产品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我们现在用的每件工业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都是企业家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不仅是每个产品，而且每个产业的出现也是如此。传统的社会只有农业、手工业等几个行业，产品很简单，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按照美国的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如果读者对一个行业有多大没有概念，那就记住：“主要用于载人的汽车及其他机动车辆”属于4位数类别的第8703类，“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排气量大于1500毫升、小于3000毫升”的客用车属于6位数类别的第870223类。
中国过去30多年消费结构的变化很说明问题。如果只看人均粮食消费的话，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增长，而且倒退了：1981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消费粮食是145公斤，2012年是79公斤。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新的消费产品不断出现，原来没有的产品现在有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手机没有，汽车没有，计算机没有，网络更没有，现在都有了。而且有些东西看起来是新的，出现以后很快就消失，像固定电话，从80年代中期进入家庭消费，但过去10年每百户的固话拥有量不断下降。80年代最重要的一些耐用消费品现在已经不值得统计了，如每百户拥有多少辆自行车现在不再统计，因为没有多大意义。所以说，经济的增长就是新产品、新技术的不断出现，而不只是gdp的增长。图2描述了一些重要消费品的变化。
为什么做到这一点？因为在竞争的市场上，企业家在不断创新。
套利企业家和创新企业家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市场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资源配置；二是技术进步。传统经济学聚焦于第一个方面，研究市场怎样有效配置资源，推动经济的发展。但仔细看是有问题的，如果市场仅仅是使给定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经济增长不会持续，因为在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时，我们改进它，会带来财富的增长，但一旦达到最优配置就没有增长的潜力了。增长的真正潜力来自于第二个方面，就是市场竞争推动的不断的技术进步。
市场的这两个功能来自企业家的两个基本职能：第一个是套利，第二个是创新。
所谓套利就是发现和利用盈利的机会。由于人类的无知，社会的资源配置总是处于非最优状态，即市场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均衡就有套利的机会。企业家干什么？就是靠他的警觉性发现市场不均衡，利用不均衡进行套利，不断推动资源向更有效的配置流动，最后趋向于均衡。这就是企业家的套利功能。
说简单一点，比如说市场中有些东西本来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买来，但是你不知道，你花了更贵的价格；有些东西可以以更贵的价格卖出去，你不知道，可能卖得很便宜；有的东西有人需要，但是你以为没有需求就没去生产；如此等等，都是市场不均衡的表现。企业家发现了这样的机会，开始行动，使得原来没人生产的东西，有人生产，原来贵的东西变得便宜，原来便宜的卖得贵。在这个过程中，套利的企业家赚了钱，资源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但随着竞争者的增加，市场逐渐趋于均衡，套利空间消失。
说套利是一种企业家活动，是因为套利机会尽管存在，但大部分人熟视无睹，只有具有企业家的敏锐的人才能看出来。如果所有人都具有企业家的敏锐，任何套利机会就会瞬间即逝，不均衡就不会存在。套利活动带来利润还是亏损，取决于企业家的判断力好坏。
企业家的第二个职能是创新。当市场达到均衡时企业家就无利可图了，企业家用什么方式赚钱呢？就是创新，打破现有的均衡，包括生产出原来没有的产品，或是引进原来没有的生产方式，或是发现新的原材料供应、新的市场，或是改变生产的组织形式。看看今天的建筑装修和二三十年前用的材料有多么不同，你就知道什么是引进新的原材料了。
做一些现实的对比有助于我们理解套利和创新的区别。2016年6月我随中国企业家论坛代表团去美国访问，先去了硅谷，然后又去了华尔街，我明显感觉到，硅谷的企业家在创新，华尔街的投行在套利。比尔·盖茨和斯蒂夫·乔布斯是创新型企业家，索罗斯和巴菲特是套利型企业家。
如果把套利和创新都作为企业家的职能，企业家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新的现象，从古到今都有，但从全球范围看，创新型企业家的出现是近两百多年的事情，古代企业家基本上都是套利型企业家，也就是通常说的商人。司马迁可能是第一个给企业家立传的人，他的《货殖列传》实际上是企业家传。我的家乡陕北有一首有名的民歌“赶牲灵”，赶牲灵的人又称“脚夫”，就是我们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企业家，他们拉着骡子马，一个地方买个东西到另一个地方卖。创新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是伴随工业革命出现的。
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企业家的两种职能相继交替不断推进的过程。有套利空间就有企业家套利，套利空间消失了企业家就必须创新，创新又为其他企业家提供了新的套利机会，如此等等。以计算机为例，计算机的出现本身是一个创新，经过一系列的后续改进（渐进式创新），计算机的功能不断完善，但到了2000年左右，个人计算机市场已经处于均衡状态，不仅中国市场是这样，全球也是如此，生产计算机几乎不再赚钱了。这个时候出现了苹果公司的ipad平板电脑，打破了均衡。苹果公司赚大钱了，其他的计算机厂家开始模仿，利用它进行套利，现在平板电脑赚钱也非常难。
在现实中，企业家的套利活动和创新活动同时存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些企业家在套利，有些企业家在创新。并且，纯粹的套利活动或纯粹的创新活动都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大部分套利活动需要辅之以一定程度的创新才能成功。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柳传志1984年开始做计算机生意的时候是在套利，当时香港市场上计算机很便宜，北京市场上计算机很贵，柳传志发现了套利的机会，就成立一家公司从香港进口计算机到北京卖。但香港进口的计算机在北京有一些语言和其他的功能并不受内地使用者的欢迎，所以联想公司就创造出联想汉卡。联想汉卡是一种创新，有了联想汉卡，计算机的套利就更容易了，这是联想公司最初的历史。
进一步，我们还要区分一下生产性套利和非生产性套利。生产性套利是创造价值的套利，比如从成本低的地方买进运到价格高的地方卖出，就增加了产品的价值。非生产性套利是不创造社会财富的套利，所获得的利润是一种再分配，算不上企业家利润，因而不是我主张的企业家套利。在没有政府实施产业管制的情况下，所有的套利一定都是生产性的，套利机会来自市场不均衡，只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能发现这样的套利机会并赚钱。但如果存在政府管制，就会出现非生产性套利机会，存在这样的套利机会不是因为市场自身不均衡，而是因为政府管制带来了垄断租金。由于这样的套利机会大部分人都可以识别出来，能否以及是否从事这样的套利活动，更多地不是取决当事人的企业家素质，而是取决于他们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关系。比如说，当某个政府部门设立一项审批程序时，门口就会出现一些公司帮你获得政府审批，这就是非生产套利。当然，给定存在政府规制这个事实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难以遏制，这样的套利活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因为它可以加快你获得审批的速度，从而使得生产性活动得以进行。但从本质上讲，这样的套利是一种寻租行为。
有一些套利活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创造价值。比如说一本书其实没有什么价值，甚至对社会还有害，但由于出这样的书能得到政府部门的补贴，或者主管部门要求企事业单位必须购买，即使没有任何人看这本书，出这样的书也能赚钱，甚至赚大钱，就会诱使一些人从事这样的出版活动。如果一个社会的非生产性套利机会很多，这个社会看起来有人赚钱，但是不会有真正的财富增长。社会财富的增长只能来自生产性套利和创新，不可能来自非生产性套利。
还有必要区分商业性套利和政策性套利。政策性套利是由特定政策导致的盈利机会。商业性套利是生产性套利，但政策性套利不一定是非生产的。比如说，在计划经济体制整体改革之前，中央政府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享有其他地方不能享有的特殊政策，如进出口权、外汇留成、关税减免等，这些特殊政策就使得注册在经济特区的企业有了其他地区的企业没有的套利机会，做同样的套利活动在其他地方是违法的，在特区却合法。但大部分这样的政策性套利是生产性。
创新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颠覆性的创新，从0到1，创造原来没有的东西；第二类是改良式的创新，不断改进产品质量和工艺过程、降低生产成本等。以汽车工业为例，100多年前德国人卡尔·本茨发明了汽车并使之商业化，这就是颠覆性创新。颠覆了什么？传统的邮政马车。福特引进的自动生产线也是颠覆性创新，颠覆了传统的手工制作。但从此以后汽车业层出不穷的创新基本上都是改良性创新，没有革命性创新，发动机的改进、轮胎的改进，甚至出现自动换挡，这些都算不上颠覆性创新，而是改良性创新。但最近出现的新能源（电动）汽车是颠覆性创新，无人驾驶汽车也是颠覆性创新。
下面我借用“生产可能性边界”这个传统的经济学概念，来总结一下企业家的套利和创新如何带来经济增长。图3横坐标代替一种产品，比如说玉米的产量，纵坐标代表另一种产品，比如说大豆的产量。给定技术和资源禀赋，我们得到如曲线x1y1这样一条生产可能性边界，它代表社会所能达到的两种产品的最大组合，曲线上及曲线内的任何组合都是可以达到的。给定消费者偏好，最优产品组合点是c，也就是传统经济学告诉我们的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点。如果实际生产处于这个点，我们说经济处于均衡状态（pp的斜率是均衡价格），已没有套利的机会。但现实中由于人的无知、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经济可能处于像a这个内点，本来每种产品都可以生产更多，但我们没有做到；或者处于如b这样的边界点，虽然实现了最大可能的生产组合，也就是达到了技术上的最大效率，但由于生产了太多的大豆，太少的玉米，造成结构不合理，供求不平衡（大豆过剩，玉米短缺），因而不是均衡点。
当现实经济不处于c点时，就存在企业家的（生产性）套利空间。在a这样的内点，很多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或是有很多人闲着没事干，或者是资本闲置，或者是管理不善使得产出没有达到可达到的最大量，企业家发现了这种不均衡，用较低的工资动员、组织没事干的人生产供不应求的产品，或者用很低的资金成本把资本投入生产，这样的套利活动推动经济从a点往c点移动，就会带来经济增长。
如果经济在b这样的边界点，虽然没有闲置资源，但资源配置不合理，投入大豆的生产要素太多，投入玉米的生产要素太少。由于原来生产大豆的要素回报率低于生产玉米的要素，企业家会把一部分资源从大豆生产抽出来生产玉米，也就是增加玉米的生产，减少大豆的生产，经济就逐渐往c点趋近，也就带来经济增长。
伴随从a点和b点到c点的经济增长，是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导致的增长，正是企业家的套利活动导致了市场由不均衡趋向均衡。这个过程同时伴随着套利机会的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到了c点以后，经济达到均衡，已没有套利空间，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就不会有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新技术的出现使得生产可能性边界从x1y1外移到x2y2，进一步的增长就成为可能。新的均衡点是e，由点c到点e的移动就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这就是创新驱动的增长。
现实中，由创新活动引发的技术进步当然不是等到经济达到c点之后才出现。更可能的情况是，当经济由a点或b点向c点移动的时候，一些企业家就在创新，就在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因此，一个存在创新的经济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这也意味着，只要有创新存在，就会有套利空间存在。反之，如果没有任何创新存在，套利机会迟早会消失，这是因为，无论现在的资源配置多么不合理，企业家的套利活动终究会实现经济的静态均衡，到c点经济就不可能再增长了。由此可见，创新，并且只有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持续驱动力。
有必要指出，图3并不是刻画经济增长的理想模型，因为在这个图中，我们假定产品种类是给定的。但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创新通常表现为新产品的出现，而不只是现有产品生产技术的改进。因此，更准确的模型应该是生产可能性曲面，而不是曲线；创新不仅推动生产可能性曲面外移（即每种产品潜在产量的增加），而且增加曲面的维度（即产品种类的增加）。
中国增长方式的转型：从套利到创新
以上我描述的是一般的经济增长过程，下面重点讨论一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大致来讲，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就是图3中从a点和b点向c点移动的过程，对应的主要是套利型企业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没有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实际经济远离生产可能性边界。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时期，几乎所有市场都处于严重的不均衡状态，套利空间无处不在，而且有太多闲置的资源，无论是劳动力、土地还是资本，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给点钱就有人干活，生产什么都赚钱，只要人们想赚钱，经济就能增长。
开放使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步一体化，带来了新的不均衡和套利机会。这一点可以用图4来说明。图中，我假定在开放之前有两个独立的经济体，每个经济体的资源都得到了最优配置，均衡点分别是a点和b点。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经济体简单加起来，得到的总生产可能性边界就是图上的虚线，均衡点就是a b这个点。如果两个经济体相互开放了，总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就向外移，移到x1y1这条实线，均衡点是g。为什么？因为一个经济体原来用的技术另一个经济体没有，通过相互引进对方的技术，或者由于生产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不同，通过交换产品，都可以实现更大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也就是说，仅仅开放就可以提供巨大的套利空间。这种巨大的套利空间不仅吸引了中国企业家，而且吸引了外国企业家。中国的乡镇企业、私人企业靠套利起家，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也是为了套利，包括产品市场上的套利和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套利。中国便宜的东西美国很贵，美国便宜的东西中国可能很贵，企业家把第一类产品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第二类产品从美国进口到中国，就可以带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当然也提高了美国的经济增长。这就是过去30多年中国国际贸易增长远高于gdp增长的原因。
有人说中国用了30多年的时间走了西方200年的道路，说明“中国模式”是全世界最好的。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就是建立在西方200多年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正是西方过去几百年创造的技术、产品、思想、管理方法，为我们这种赶超式的发展、超常规的增长提供了可能。模仿总是比创新容易。别人在前面修路，我们在后面跟着走，我们走得速度快，一点也不奇怪。看一看现实市场，几乎所有的产品和技术都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从手机、电脑、电视、网络到汽车、高铁、隧道挖掘机、各种医疗器械，甚至衣服上的拉链，全都是从外国人那里拿来的。西方的发达技术和创新产品，加上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极低的劳动力成本，给中外企业家群体提供了大量的套利空间，这正是中国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原因。
但是今天，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由于以下原因，各种套利空间都在缩小。一是，在大众消费品领域，可以模仿、可以引进的几乎全部引进了，大部分产业处于产能过剩状态。二是，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在丧失，没有办法跟东南亚那些国家相比，也没有办法跟印度、孟加拉国、巴西比。即使与西方发达国家